英国病人阿里：病痛与药瘾的双重枷锁下的孤独挣扎

凌晨三点，伦敦北郊的廉租房里，52 岁的阿里蜷缩在褪色的沙发上。他的指关节因类风湿性关节炎肿成紫红色，却仍无意识地抠着墙皮，墙面上早已布满深浅不一的划痕。茶几上散落着七个空药盒，最底下那层印着的 “氨酚羟考酮” 字样被咖啡渍晕染得模糊不清。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，由远及近又渐渐消失，阿里却始终没有抬头 —— 这样的声音，早已无法再让他产生任何求助的冲动。

从止痛到成瘾的滑落

阿里的故事始于六年前的一场意外。2019 年冬天，他在肉联厂搬运冻肉时滑倒，导致腰椎压缩性骨折。术后持续的神经痛让他夜不能寐，全科医生开具的泰勒宁（氨酚羟考酮复方制剂）成了救命稻草。“第一次吃下去半小时，那种像被电击一样的疼痛就消失了，我终于能睡上完整的觉。” 他后来在社区互助会上回忆道。

这种短暂的安宁很快演变成更深的依赖。泰勒宁中的羟考酮成分作为强效阿片类药物，其镇痛效果是吗啡的两倍，却也有着同样强烈的成瘾性。最初阿里严格遵循医嘱，每天不超过 4 片，但随着身体耐受性增强，止痛效果逐渐减弱。到 2021 年春天，他发现自己必须每两小时服用一次，每天总量超过 30 片才能抑制疼痛，这已是推荐剂量的 7 倍多。当他试图减少用量时，盗汗、呕吐和骨骼深处的钝痛立刻将他吞噬，就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骨髓。

更危险的是，药物开始扭曲他的感知。2022 年夏天，阿里出现了典型的谵妄症状：他会突然对着空荡的房间说话，坚信窗外有窃听器，夜晚则在公寓里来回踱步直到天明。有次邻居报警称他凌晨在楼道里大喊 “有人要毒死我”，警察上门时却发现他只是把止痛药和抗风湿药混在一起吃多了。“他们看我的眼神像看怪物，那种羞耻感比疼痛更难受。” 阿里攥着褪色的头巾低声说。

破碎的求助之路

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阿里曾试图求助。2023 年初，他拨打了 NHS 的药物滥用热线，却在自动语音导航中迷失了方向。转接人工服务后，接线员简单记录了情况，让他等待当地成瘾服务中心的回电。这个等待持续了 21 天，期间他的用药量又增加了 20%。

好不容易预约到的门诊见面更令人失望。那位年轻的咨询师在半小时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低头填表，当阿里提到自己的巴基斯坦裔身份时，对方笔锋明显停顿了一下。“他建议我先‘试试自己戒断’，说治疗床位要排队至少 8 周。” 阿里后来才知道，英国的成瘾治疗系统正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 —— 每年 4500 例药物相关死亡的背后，是治疗能力与实际需求之间巨大的缺口，仅英格兰就有 30 万阿片类药物成瘾者无法获得及时帮助。

社区药店的药剂师是少数曾向他伸出援手的人。那位戴着头巾的孟加拉裔药师发现阿里频繁购买泰勒宁后，悄悄塞给他一张成瘾互助会的传单，低声说 “别让他们知道你是外国人”。这份提醒并非多余，议会报告显示，少数族裔成瘾者在寻求帮助时往往面临双重歧视，既因成瘾状态被污名化，又因种族背景遭遇额外的不信任。阿里逐渐停止了所有社交活动，就连妹妹打来的视频电话也总是匆匆挂断。

身心的双重坍塌

药物成瘾与基础疾病的恶性循环正在加速摧毁阿里的身体。长期超量服用氨酚羟考酮让他的肝酶指标飙升，而类风湿性关节炎在混乱的用药中持续恶化，现在他的右手已经无法完全伸直。更可怕的是精神状态的衰退，他经常分不清现实与幻觉：有次把冰箱里的冻肉当成止痛片吞下，还有一次穿着睡衣就去社区中心想领养老金，却被告知当天是周日。

这些症状符合典型的 “活动抑制型谵妄” 特征 —— 动作迟缓、嗜睡与精神恍惚交替出现，但因为不像亢奋型那样具有攻击性，这种状态常常被忽视。当社区护士终于上门家访时，发现阿里的公寓里堆满了未开封的处方药，桌上的面包已经发霉，而他正对着墙壁喃喃自语，说 “疼痛在跟我说话”。血液检查显示，他的维生素 B1 水平低到危险值，这进一步加剧了认知功能的退化。

最让阿里绝望的是社会关系的彻底断裂。去年女儿婚礼他没有参加，只因害怕在喜庆场合突然出现戒断反应。曾经一起在肉联厂工作的工友偶尔遇到他，也会刻意保持距离。“他们叫我‘ junkie ’（瘾君子），但没人知道我每天有多痛苦。” 这种 stigma（污名化）正是许多成瘾者不敢求助的主要原因，苏格兰政府的反歧视运动中就特别指出，这类标签会 “像无形的监狱一样困住患者”。

黑暗中的微光

转机出现在 2024 年秋天。一位关注少数族裔健康的社工偶然发现了阿里的情况，帮他申请了专门针对移民群体的成瘾治疗项目。这个由慈善机构运营的项目采用 “文化敏感型” 方案，既有双语咨询师，又将祈祷时间纳入治疗日程。在那里，阿里第一次不必解释为什么他的止痛药要避开斋月服用。

治疗过程依然艰难。戒断反应最严重时，他连续三天无法入睡，全身关节像散了架一样疼。但这次有了专业支持：医生调整了用药方案，用缓释制剂替代即释片逐步减量；物理治疗师教他用热敷和关节训练缓解疼痛；心理咨询师则帮他记录 “疼痛日记”，区分真实的痛感和药物依赖带来的心理渴求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互助小组里遇到了其他有相似经历的移民，那些用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交流的夜晚，让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不是孤军奋战。

如今的阿里虽然仍在康复路上，但已经能每周参加两次社区园艺活动。他种的西红柿最近收获了第一茬，他小心翼翼地装在盒子里送给社工。“以前觉得疼痛和药瘾是两座大山，现在才知道，有人拉一把的话，再陡的坡也能爬过去。” 他望着窗台上那盆西红柿，阳光透过玻璃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温暖的光斑。

阿里的故事并非孤例。在英国，每 10 分钟就有一人因药物成瘾去世，而像他这样同时承受慢性疾病与物质依赖双重折磨的患者超过 20 万。医疗系统的资源不足、社会认知的偏见误解、少数群体的额外障碍，共同织成了一张让许多人难以挣脱的网。但阿里的经历也证明，当专业治疗与人文关怀相结合，即便是最深的黑暗中，也能透出希望的光芒。正如那位社工所说：“我们要做的不是指责他们为何坠落，而是搭建更多能让他们抓住的绳索。”